@article{oai:glim-re.repo.nii.ac.jp:00004625,
 author = {高柳, 信夫 and Takayanagi, Nobuo},
 issue = {16},
 journal = {言語 文化 社会, Language, Culture and Society},
 month = {Mar},
 note = {application/pdf, 梁启超（1873 ～ 1929）是近代中国国家思想奠基人之一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梁启超逃亡日本。在日本，他通过接触明治时期的日文书籍，吸取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，“思想为之一变”，逐渐摆脱康有为的影响，成为一位国家主义者。　　在梁启超的国家思想的形成过程中, 卢梭的“民约论”与伯伦知理的“国家有机体说”无疑是对梁氏影响最大的两种学说。同时，伯伦知理强烈批判卢梭“民约论”，指出历史上并没有通过“民约”成立的国家，“民约论”与“国家有机体说”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。然而，梁启超对此两种相互对立学说的态度又是如何呢？　　以前，一般认为，梁启超首先接受民约论，鼓吹卢梭式的革命思想。可是1903 年梁氏访问美国之后，改变了自己的看法，发表《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》，积极介绍“国家有机体说”，大力宣传伯氏对卢梭的批评，放弃卢梭民约论。　　但是，梁启超早在1899 年在《清议报》上连载伯伦知理《国家论》的部分翻译。有些学者指出梁氏的国家观一直是根据伯氏国家学说，基本上笔者也同意此种看法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梁启超为何能够接受与伯氏学说对立的“民约论”呢？ 笔者认为，关键在于“民约论”的理论性、虚构性。　　《卢梭学案》（1901）指出：“卢梭民约之说，非指建邦之实迹，特以为其理不可不如是云尔。” 与此相反，伯伦知理的学说是建立在历史现实上的。也就是说，卢氏与伯氏讨论的对象之间有“层次”上的不同，因此，卢氏学说与伯氏学说不是完全相互矛盾的。（伯氏对民约论的批评可以说是针对将“民约”误解为历史事实的人们的。）　　例如，《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》（1902）一文同时采取了“民约论”与“国家有机体说”。而且，在《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》（后半部）（1904）中，我们可以知道梁启超从美国归来后也没有完全放弃“作为理论的民约论”。},
 pages = {19--42},
 title = {梁啓超の国家論におけるルソーおよびブルンチュリの位置},
 year = {2018},
 yomi = {タカヤナギ, ノブオ}
}